大地飞歌——中国地质科学院60年历程回顾

  发布时间：2009/9/10 11:25:30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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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建国初期寥寥无几的研究机构，到矿床地质学一枝独秀，再到今天的五大学科群、42个学科，60年来，地质学科建设瞄准国家需求，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地质科学院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从建国初期寥寥无几的研究机构，到矿床地质学一枝独秀，再到今天的五大学科群、42个学科，60年来，地质学科建设瞄准国家需求，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地质科学院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为祖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以探索地球的形成与演化，寻找国民经济急需的矿产资源、能源，减轻地质灾害，改善和保护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为己任，不畏艰难，奋力前行，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地质研究机构寥寥无几。

1956年3月，在新中国经济建设最需要矿产资源的时候，以地质部第一任部长李四光和党组书记何长工为首的地质部高层领导顺应时代需要,决定组建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和专业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应运而生。

初期的地质科研工作中心是寻找矿产资源。1956年，原地质部根据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制定发展国民经济十二年规划的要求，制定了地质工作和地质科学技术十二年发展规划，提出把我国5个关键性重要地区，即秦岭、南岭、大兴安岭、祁连山和康滇地区，作为开展地质科研工作的“突破口”。

随后十几年的地质科研任务，首先保证经济建设对地质工作提出的最迫切的要求——为全国工业体系建立提供必需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编制全国主要矿种的矿产预测图，研究川滇、南岭、秦岭等重点矿区和复杂而重要的金属、非金属矿床的勘探方法；进行矿床成矿条件、成矿规律研究；进行富铁、富铜、铬矿、金刚石、钾盐、铂矿等领域急需矿产的研究工作。

“文化大革命”动荡的十年，科学研究遭受重创。由于战备和“大三线建设”的急需，限期完成寻找急需战略资源铀矿、铬、砷、钽、稀有金属、金刚石等，地质科研得以延续。其后南方找煤、北方找磷、富铁矿会战等，中国地质科学院几乎参加了所有战役，但是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进展却十分缓慢。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给地质科学事业送来了春风。中国地质科学院承担的任务经历了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的转变，拓宽了地球科学的服务功能，地质科学的各个新兴学科迅速发展。

有统计数据显示，1985年，我国国内地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反映的地质科学学科构成为（前六位）：矿床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层学、地球物理学和古生物学。其中，前四位学科所占比重超过了总量的50%。说明当时我国地学学科构成相对单调，资源为核心的学科体系特征非常明显。

1999年7月，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与中国地质科学院重组。建设国际一流的地质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使命和目标。这一时期的地质学科建设向国际地质科学体系靠拢，又带有中国特点。统计数据显示，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由论文分布反映的我国地质科学学科构成为（前六位）：油气地质学、工程地质学、矿床学、地球物理学、环境地质学、岩石学。其中，前四位学科所占比重也超过了总量50%，说明我国现阶段地学学科已经不再以矿床地质学研究为主，而是表现为资源与环境并重的特点。这与国际地学以环境地质学为主要的“环境型”形成鲜明的对比。

目前，随着承担国家经济建设任务的日益增多，地质学科的发展呈现出纵向深入和横向交叉的两个发展趋势。其中，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地质环境监测与保护以及灾害的减轻，基础地质研究与发展，是实现各分支学科发展的重要领域。通过跨学科研究、学科交叉研究，不断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孕育出新的学科增长点和激动人心的创新成就。各分支学科在分别致力于地球不同圈层研究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地球系统整体行为及其各圈层相互作用研究；从区域尺度的研究，步入以全球视野研究诸多自然现象与难题等。

几经调整，如今，中国地质科学院学科整合为5个重大研究领域和学科群、25个重点研究领域和学科组及5项公益类工作，形成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1∶5∶4的格局。

把握时代脉搏，优化目标领域，地质科研更加主动地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60年来，几代地质科研工作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质理论、成矿理论和勘查方法技术体系，为祖国经济建设贡献着毕生的精力和聪明才智。

在“两弹一星”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我国1964年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和其后试验成功的氢弹，用的都是我国自己找到的铀矿。这个铀矿，是在李四光指导下，依据纬向构造带控制重元素矿床的认识，由地质力学所及广东省地质局的研究人员共同在粤北发现的，至今仍是我国最大的花岗岩型铀矿。

发现大庆油田是我国地质科学研究创新的里程碑。在1982年国家重奖发现大庆油田的科学家中，地科院专家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等名列前茅，其中地质力学理论、陆相生油说等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大庆之后的华北油田、江汉油田的突破中作出重大贡献。

由黄汲清等人编撰的中国地质图类及亚洲地质图，7项编图成果为国家各部门的国民经济建设规划和全面地质工作部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地质资料和科学依据，同时全面提高了全国地质研究程度和地质科学理论水平。

在谢学锦院士倡导下始于1979年的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覆盖国土面积600多万平方公里，所研制的地球化学标准样行销全世界近百个国家，所制定的39种元素分析系统成为国际同行遵循的准则，不仅为今后的矿产勘查提供大量信息，而且为国际地球化学填图方法的标准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郑绵平院士领导的团队，在青藏高原发现特大型富锂、硼盐湖，攻克了盐湖锂资源勘查、提取工艺，创立了我国盐湖资源学理论；王弭力研究员等创新陆相成钾理论，发现了罗布泊超大型钾矿。如今，罗布泊已建成120万吨硫酸钾肥产能，成为世界最大的优质硫酸钾肥生产基地。

改革开放后的30年，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中国地质科学院把握时代脉搏，优化目标领域，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在多领域铸就辉煌。

基础研究多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举世瞩目，这一工程使我国超高压变质带和地幔物质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地球生命起源和古生物研究领域，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的取得，确立了中国古生物学研究的国际地位。辽西中生代热河生物群发现和研究为鸟类、哺乳类和被子植物起源和演化作出重大贡献。2008年研究并获批准的广西柳州市南石炭维宪阶全球界线层型的碰冲剖面为我国赢得第九枚“金钉子”。在南极、北极和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研成果。青藏高原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科学进展，包括高原岩石圈结构和形成演化，隆起过程与环境变迁，东亚季风气候对高原隆升的响应，生物区系与人类对高原环境的适应，自然环境及其地域分异，资源、灾害及区域发展等。

成矿理论和模式、矿产资源研究与评价为实施资源战略提供了保障，为国家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国特色的大陆成矿理论体系、“玢岩铁矿”模式、海相火山岩成矿理论、“三源”成矿说、高原盐湖成矿理论等，指导发现了白银厂铜铅锌矿床、广东粤北铀矿、西藏铯矿和高原盐湖硼锂矿、新疆罗布泊钾盐矿、新疆萨尔托海镍矿等大型或超大型矿床；地球化学块体理论及深穿透地球化学技术，发现金矿超过2000吨；自主开发了快速高效的评价系统，提高了矿产资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和灾害地质研究为地下水资源利用、环境治理和减灾防灾提供了基础依据。完成了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建立了北京城市边界层大气动力三维结构，为首都大气、水、土环境污染治理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完成了青藏铁路格尔木—拉萨活动断裂和地应力调查，为青藏铁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数据和参考资料；三峡大坝选址与稳定性评价、攀枝花钢厂选址和二滩电站选址、大亚湾核电站选址与评价、地应力测量理论及设计与应用技术、金川镍矿地应力测量与坑道工程设计、青藏铁路新构造活动与地应力测量等，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岩溶作用与碳循环及全球变化研究具国际领先地位；地球化学与农业和人体健康关系研究，对特色农业、地方病的成因提出可靠的科学解释。

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仪器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首次将高温超导材料应用于物探的磁传感器，直接测量磁场，应用前景广阔，磁团聚、磁筛新技术、分子筛合成利用技术、难选冶低品位伴生矿选矿技术等，技术辐射23个省市，每年可为企业新增产值6亿元。开发现代高效地质钻探技术，如受控定向钻掘技术体系、大口径金刚石钻探技术体系、磁场空间集成技术系统等，成果转化率高达95%以上，取得巨大经济效益。

至今，地科院共完成7000余项科研任务，提交科技水平高、社会效益明显的重要科技成果3000多项。其中，获得全国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124项、国家自然科学奖16项、国家科技进步奖55项、国家发明奖5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金奖1项、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1133项，国土资源科技成果奖82项，以及各省级科技成果奖80多项。先后10人获何梁何利奖，22人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建设创新型优秀团队，提升国际竞争力，应对未来挑战

60年来，中国地质科学院以国家需求为导向，适应新形势，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高业务素质，增强服务能力，建设了一支素质高、业务强的优秀团队。

60年来的科研实践，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国内外一流的高素质科学家。仅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就有40位院士先后在院工作，其中包括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李春昱、许杰、程裕淇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地学大师，现在还有李廷栋、陈毓川等14位院士依然在勤奋工作。

几经变革，今天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由院部和7个社会公益类专业研究所（中心）组成；拥有8个部级重点实验室和6个院级重点开放实验室以及先进的仪器设备；设有研究生部、博士后流动站，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8个博士学位授予专业和11个硕士学位授予专业。

自1976年中国首次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和国际地质大会亮相，中国地质科学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国地质科学院人也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参与国际地学事务，不断向世界迈进。从参加实施国际地质对比计划，到青藏高原中法国际合作研究；从中美德加合作INDEPTH项目到中俄蒙哈韩五国科学家联合编制全球首批大区域多国综合地质图系列——1∶250万《亚洲中部及邻区地质图系》；从国际地质对比计划中国委员会秘书处、世界数据中心中国地质科学数据中心、世界地质公园与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会等国际地学组织的相关机构设立的地科院，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落户中国桂林，这些国际地学研究机构都由我国科学家负责，说明我国地学家在国际舞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地质科学院在国际地学界占有重要位置，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国际地科联等委托，地科院成功承办了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第六届国际矿物学大会、国际地质年代学、宇宙年代学及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大会、第一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第15届喜马拉雅—青藏高原—昆仑山地质国际研讨会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该院已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40多个国际学术组织建立了交流和合作关系；实施了数百项涉外合作项目。

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地质科学院许多专家在国际组织任职越来越普遍。一些老地质学家，不仅在国际学术界确立了学术地位，而且在国际组织中兼任很多职务。如：中国地质科学院谢学锦院士，1988年至今一直担任国际地科联全球地球化学填图工作组指导委员会委员、分析技术委员会主席；刘敦一研究员连续8年担任国际地科联副主席；裴荣富院士多年出任国际矿床成因协会主席；丁悌平研究员任国际原子量委员会主席。

一代年轻的地质学家在国内外地学前沿领域崭露头角。董树文自2004年起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地学计划科学执行局委员；毛景文从2003年起担任国际矿床地质学会副主席和理事；杨经绥自2002年至今担任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杨振宇自2004年至2009年担任国际地科联《EPISODES》杂志主编等。

如今，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学科带头人、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及辅助人员的比例大致为1∶3∶6∶5。学科结构、组织结构、人才结构基本适应国家地质工作从传统向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地质，从资源保障为主的向资源环境并重的多目标、多功能地质工作转变。

为更好地实现跨越式发展，从1999年开始，中国地质科学院实行了科技体制改革，完成了院属科研机构调整。改革后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将全面构建国家、部、院三级重点开放实验室，更新仪器设备，建设地质科研技术支撑体系，加强信息网络建设，集成地质基础数据库，推进资源共享，推进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不仅科研条件和能力建设大大加强，地质科技创新能力也大大增强。

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出台，绘就了中国地质工作的未来宏伟蓝图。建设创新型地科院，成了中国地质科学院最新的追求和目标。在大科学和大地质学概念下，以资源、环境为立足点，以创建层圈相互作用为核心的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体系为学术方向，建立和完善现代院所管理体制，建设学科结构与人员结构具有国际竞争力、运行机制充分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地科院，使之更加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于国土资源管理职能，服务于地质工作，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公益性地学科研机构。

经过60年的积淀与发展，中国地质科学院正孕育新的腾飞。(记者  滕 艳  特约记者  司徒瑜)